雄安红色教育：思政教师成长的摇篮

　　把地图摊开，雄安新区的轮廓像一枚刚刚打磨好的印章，落在华北平原。很多人只看见高楼与工地，我却看见一条暗红色的脉络，在泥土与钢筋之间跳动 —— 那是红色教育的血液，正悄悄灌进每一位思政教师的脉搏。

　　你或许疑惑：红色教育不就是几堂课、几场报告?错了。雄安的红色教育是一场 “反向生长” 的实验：让教师先成为学生，再成为引路人。这里的纪念馆不是陈列室，而是解剖台;文物不是展品，而是手术刀。思政教师走进去，先把自己的认知剖开，再缝合新的价值肌理。

　　我跟踪过一位青年教师的笔记。他在白洋淀畔的旧炮台旁写下：“敌人炮口对准的不仅是城墙，还有我们的思维惰性。” 三个月后，他把这段体验压缩成十分钟的课堂开场，学生沉默的时间比以往多出一倍。沉默不是冷场，是思想在翻土。

　　雄安的教研活动也怪。没有 PPT，没有流程表，组织者只发一张 1939 年的手绘地图，让教师们自己找 “失联的交通站”。有人跑错方向，有人争论坐标，最后集体在芦苇荡边发现一块被水淹了一半的石碑。碑文模糊，却让他们回到办公室后，把 “群众路线” 四个字讲得比任何教材都鲜活。

　　更隐秘的升级发生在夜里。教师宿舍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，不是为了备课，而是为了 “对表”—— 和 80 年前的地下党员对表。他们读《冀中一日》，把其中一段 “如何说服中间派” 的战术拆成五步，再套用到明天要开的家长会。红色教育在这里不是怀旧，而是战术演练。

　　有人问我：这种成长会不会太苦?我反问：你见过哪株稻穗在灌浆时不弯腰?雄安的红色教育不提供标准答案，只提供一面镜子，让教师看见自己的精神海拔。镜子里的皱纹、迟疑、亢奋，都是成长的刻度。

　　离开雄安那天，我在站台上又遇到那位青年教师。他手里攥着一张车票，也攥着一张被折成方块的旧报纸 ——1942 年的《晋察冀日报》。他说：“我得把它带回学校，下一节课讲‘为什么纸张比子弹更持久’。” 列车启动，他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像一条刚刚被点燃的引线。

　　红色教育在雄安，从来不是纪念碑，而是起跑线。思政教师在这里完成的，是一场从 “讲红色” 到 “是红色” 的蜕变。他们带着泥土味的思考回到各自讲台，把一座城市的记忆，拆成无数颗种子，撒进更多年轻的心田。

　　种子不会说话，但会发芽。